加入收藏| 繁體版

您好,歡迎來到中國減貧研究數據庫!

  • 全部
  • 圖書
  • 報告
  • 圖表
  • 資訊
高級檢索
熱詞推薦:

5年脫貧7000萬,時間緊,任務重,精準扶貧是關鍵!CPAD全方位展現我國貧困地區檔案、減貧政策演進、貧困成因與減貧努力、國內外減貧理論與實踐、專家觀點與建議、減貧數據圖表,為學術提供理論指導,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為中國減貧事業提供智力支持。

5年脫貧7000萬,時間緊,任務重,精準扶貧是關鍵!CPAD全方位展現我國貧困地區檔案、減貧政策演進、貧困成因與減貧努力、國內外減貧理論與實踐、專家觀點與建議、減貧數據圖表,為學術提供理論指導,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為中國減貧事業提供智力支持。

5年脫貧7000萬,時間緊,任務重,精準扶貧是關鍵!CPAD全方位展現我國貧困地區檔案、減貧政策演進、貧困成因與減貧努力、國內外減貧理論與實踐、專家觀點與建議、減貧數據圖表,為學術提供理論指導,為政府提供決策參考,為中國減貧事業提供智力支持。

專家觀點
國內扶貧研究的熱點主題與演化路徑
作者:吳賓 史魯穎   發布時間:2019-08-01  編輯:wangximing

專家:吳賓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     史魯穎   中國海洋大學國際事務與公共管理學院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將扶貧納入國家整體發展規劃,扶貧成就舉世矚目。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扶貧進程的推進以及扶貧政策、理論的創新,國家扶貧戰略和政策體系正逐步完善并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扶貧開發道路。2015年,《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提出了“2020年確保現行標準下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解決區域性貧困”的戰略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再次強調“脫真貧、真脫貧”。然而,當前中國仍存在著收入分配不平等、貧困標準低、貧困人口規模大和扶貧開發針對性不強等問題 ,確保到2020年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依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最艱巨的任務。基于此,國內學界對扶貧研究熱情高漲,就如何精準扶貧及扶貧政策實施效果等熱點問題展開深入研究,學術成果豐碩。因此,有必要梳理國內扶貧研究的現狀、熱點及趨勢,以深化扶貧理論并對扶貧實踐更好地反饋。盡管目前已有相關的綜述性成果,但大都是對扶貧的基本概念、主要模式和熱點主題展開的質性研究,搜集與處理的學術文獻有限,難以對扶貧研究的宏觀面貌和演化路徑進行客觀呈現,而基于海量數據分析的定量研究則可以客觀地反映某一領域的研究熱點,可視化的表達形式可以使用戶能夠目睹、探索,以至于立即理解大量的信息。鑒于此,本文運用可視化分析軟件CiteSpace 5.0,對2001—2017年國內CSSCI來源期刊(含擴展板)中扶貧研究的相關文獻進行可視化分析,繪制知識圖譜,展示國內扶貧研究的現狀與發展脈絡,一定程度上預測未來研究的趨勢,為國內扶貧研究與實踐提供理論參考。

一、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本文將樣本范圍限定為中國學術期刊網絡出版總庫(CNKI)中CSSCI來源期刊(含擴展版)的刊文,以“扶貧”“減貧”“脫貧”為關鍵詞進行模糊檢索,連接條件為“或”,檢索年限為2001—2017年,依據為探究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 綱 要(2001—2010年)》頒布實施以來扶貧的研究狀況,剔除目錄、導語、新聞稿以及無作者等文獻后,最終保留2716篇樣本文獻構成研究的樣本庫。

CiteSpace 這種多元、分時、動態的引文分析可視化技術所繪制的知識圖譜能夠將一個知識領域的演進歷程集中展現在一幅引文網絡圖譜上,并把圖譜上作為知識基礎的引文節點文獻和共引聚類所表征的研究前沿自動標識出來。本文運用 CiteSpace 5.0軟件進行知識圖譜繪制,統計發文量變化、高產作者、高被引論文,探究國內扶貧研究現狀;通過對高頻關鍵詞聚類分析得出扶貧領域的研究熱點;通過突現詞分析,厘清2001—2017年扶貧研究領域的發展脈絡并探尋研究前沿。

二、研究的主要過程及發現

(一)發文量年代分布和核心作者分析

圖1描繪了2001—2017年中國扶貧研究的年度發文量及整體變化趨勢。結果表明,國內扶貧研究發文量總體上呈遞增趨勢。2001—2012年期間的年發文量基本保持穩定,2012—2015年期間發文量呈現小幅增長態勢,這一增長態勢應與201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11—2022年)》的出臺,確立14個連片特困地區為扶貧攻堅主戰場有關。自2015年開始,扶貧文獻增長速 度呈現 “井噴 式”,發文 量增 長 顯著,這 與2015年減貧與發展高層論壇之后,“精準扶貧”在強有力的政策推動下成為新階段常見話語的背景相一致。2016年和2017年的總發文量為1289篇,即學界用 12% 的時間完成了近一半的發文量,足見近兩年國內扶貧研究發展勢頭之猛。

QQ截圖20190801093521.png

論文被引頻次是引文分析中最具代表性的指標,通常被認為是學術影響力的標志。選取本文數據庫中發文量大于等于14的高產作者進行分析,并統計作者的總被引頻次和最高被引頻次。為消除發文量對總被引頻次的影響,計算平均被引頻次橫向比較高產作者的學術影響力(見表1)。汪三貴、李小云、左停等3位學者的論文最高被引頻次和平均被引頻次均排在本次統計中的前三位,可以說是國內扶貧領域的權威專家。

QQ截圖20190801093716.png

 (二)合作作者及合作機構的共現圖譜分析

研究機構和作者的共現圖譜可以展示研究領域學術共同體及學術研究網絡的發展狀況。通過對扶貧領域研究機構與作者的共現分析( Node Types = Author + Institution; Top 20; Time Slices = 2; Pruning = MST)得出: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中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四川農業大學管理學院等構成了扶貧領域的核心研究機構群。高等院校為扶貧研究領域的主要陣地。整體來看,該領域研究的學術機構間缺乏合作交流,暫未形成學術共同體研究網絡。同一機構間合作發文現象較為突出,不同機構之間的合作發文則相對較少。其中,中國農業大學人文與發展學院和廣西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江西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和西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是跨機構合作的代表。

(三)高被引論文分析

表2是國內扶貧研究領域被引頻次最高的前15篇論文。由表2見,高被引論文主要集中在2001—2005年和2014—2015年兩個階段。20世紀90年代,中國減貧趨勢放緩,截至2000年底,仍有2200萬農村貧困人口沒有完全實現解決溫飽問題,農村貧困呈區域性、邊緣化、多維性特征。為此國家出臺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 2010年)》,高質量的相關論文隨之涌現。2001—2005年的7篇高被引論文聚焦新世紀的貧困特征、旅游扶貧、小額信貸等問題,探索農村勞動力遷移減貧和知識減貧等扶貧新思路。此后,隨著2013年精準扶貧理念的提出,2014—2015年的 6篇高被引論文的研究主題為精準扶貧的理論基礎、作用機制、實施困境及路徑選擇,集中討論精準扶貧政策推行之初的現實挑戰與解決路徑。可以發現,近10余年的高被引文獻產生于新舊扶貧政策轉換之際,致力于探究扶貧理論與實踐、政策文本與實施效果的“鴻溝”。

QQ截圖20190801093932.png

(四)關鍵詞聚類分析視圖下的可視化分類

聚類分析是共詞分析常用的方法,其基本原理是通過分層聚類,揭示出關鍵詞之間的親疏關系,進而分析它們所代表的學科和主題的結構變化 。使用 CiteSpace中的聚類功能,選取每個時間切片中出現頻率前30的關鍵詞集合,得到聚類分析圖(略),不同的類別間按照顏色深淺區分。為了更加清晰地呈現研究熱點,根據不同類團的主題詞的關聯性,對自動聚類進行一定的技術處理,得到聚類分析的綜合圖譜(見圖2)。依據每個類團的關鍵詞,通過分析和對比,將此聚類分析的結果分為精準扶貧方略、扶貧政策實施效果、教育文化扶貧、產業與旅游扶貧、財政金融保障等5個熱點主題。應指出的是,盡管出于研究目的對關鍵詞進行了分類,但關鍵詞間仍是互相聯系的,圖2中關鍵詞間復雜交錯的連線正體現了這種密切的關系。

QQ截圖20190801094127.png

三、國內扶貧研究的熱點主題討論

接下來本文在客觀呈現扶貧研究概貌的基礎上,對每一類團呈現的熱點主題進行細化解讀,以期全面把握扶貧研究領域的熱點與動態。同時,通過對每一類團內部結構和外部聯系的探討以及每一主題高被引文獻的綜述,印證前文量化分析的結論。

(一)精準扶貧方略

由圖2可見,該類團處于綜合圖譜的中心位置,類團聚集了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精準識別、建檔立卡、多維貧困、習近平等關鍵詞。這一類團與其他類團的聯系最為密切,體現了精準扶貧方略在該領域的影響力。基于扶貧過程,本部分從精準識別、精準幫扶、精準管理和精準考核的角度進行文獻梳理。

精準識別是通過一定的方式將低于貧困線的家庭和人口識別出來,是精準扶貧工作的前提和基礎。然而,“扶富不扶貧”等瞄準偏差一直存在,原因在于:在技術層面上,個體瞄準機制因農村居民收入的不確定性和不規則性存在內含性偏差和排斥性偏差,類型瞄準機制和區域瞄準機制也存在不同程度的排斥性偏差,其根本原因均在于社會政策的簡約性要求與社會環境的復雜性現實之間的矛盾。在制度層面上,貧困瞄準主要采取福利配額制,中央規劃總體指標后,以“統一分配、層層分解、指令性管理”的方式分配資源和脫貧指標,即各級政府進行區域性瞄準,基層與地方社會進行個體性瞄準的一套模式,地方和基層政府依據地區實際對指標和資源的調整空間較小,造成了一定的瞄準偏差。在執行層面上,扶貧政策落地過程中存在三個過程,由扶貧辦、村干部和駐村干部分別負責執行,因其各自的瞄準邏輯存在偏差,扶貧政策經過三重對焦后發生偏離 。在施政倫理層面上,“施由親始”使得基層干部選擇“幫親”,“贊賞有勞動能力和意愿的農戶”的基層倫理使得基層干部選擇“幫能”,“基層社群的同情”使得基層干部選擇“幫弱”,村干部為村民服務的需要和政治需求使得基層干部選擇“幫需”。“幫親”“幫能”“幫弱”“幫需”而不是“幫窮”,造成了精準識別的偏離,可通過鼓勵公眾和民間組織參與到精準識別中,改革貧困識別方法尤其是采用多維度貧困標準來識別貧困戶等方式予以化解精準識別瞄準偏離的問題。

精準幫扶是針對貧困家庭的致貧原因,因戶和因人制宜地采取有針對性的扶貧措施,消除致貧的關鍵因素和脫貧的關鍵障礙,是精準扶貧中的重點和難點。然而在幫扶實踐中,卻存在與幫扶目標偏離的現象。在差異性產業培育方面,部分地方官員為了追求政績,只顧發展主導產業而忽視貧困村內部需求的差異性。在實施主體方面,在出現“空心化”導致勞動力短缺的村莊中,以增收為目的的幫扶項目面臨著實施主體缺失或人力資本不充分而導致的失效風險。在駐村幫扶制度方面,存在有經驗駐村干部的比例不足、現有駐村干部考核機制不足等問題 。完善精準幫扶機制,可通過多部門參與精準幫扶以應對“戶”的需求多樣性,建立幫扶機構的聯席會議制度,平衡項目投入,建立駐村干部激勵機制,根據貧困村需求派駐特色工作隊,如“科級干部配產業村、經濟干部配貧困村、政法干部配亂村、黨政干部配難村和退休干部回原村”等方法和措施。

精準管理是運用信息化的手段動態管理貧困戶和貧困村的信息,并對扶貧項目和扶貧資金進行監督,是精準扶貧的重要保障。在精準管理過程中,建檔立卡的周期性與貧困戶動態管理之間的矛盾突出,動態識別的管理成本高昂,對于貧困戶的精準動態管理實施困難。由于扶貧管理制度設計不夠精細、運行機制建設落后,導致扶貧資金使用、項目管理、信息管理均有不規范,存在扶貧管理“粗放化”的現象 。增加民主評議環節,引入研究機構等第三方,增加績效考核的科學性和透明度,可完善精準管理機制。

精準考核是按照“兩不愁”“三保障”的標準對貧困戶的扶貧效果進行評估,防止數字脫貧、弄虛作假,并對貧困地區的整體脫貧情況進行評估,保證貧困縣和貧困村的有序退出。貧困縣“退出難”現象是因為貧困縣對政府資源的過度依賴、缺乏退出的正激勵政策、信息不公開導致對貧困縣監管不足等原因造成的。若貧困退出機制缺乏,會導致“福利的普惠承諾與國家的有限能力”之間的矛盾。合理的貧困退出程序和有效的監督機制是精準脫貧的有效保證。可以構建貧困基礎、經濟發展、人文發展和生存環境四個維度的貧困退出動態監測框架。

(二)扶貧政策實施效果

扶貧政策、經濟增長、減貧效應、貧困治理、實踐困境等關鍵詞聚為一類,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成為學界的研究熱點之一,學界對這一主題的研究基于兩條路徑展開探討。

一是依托質性分析,揭示貧困治理的實施現狀,具體為兩個視角:其一是自上而下的視角,強調央地的府際關系影響。呂方等從“復雜政策”治理模式的角度出發,認為通過中央頂層設計和地方政策轉譯實現央地協作,發揮“頂層設計”與“地方創新”兩個積極性,從而彌合扶貧治理中“決策一致性”與“需求在地性”之間的張力 。王雨磊從數字管理的角度出發,發現國家在從“汲取型”轉向“給予型”的過程中,通過將數字信息在地化、系統化、邏輯化實現扶貧的技術治理,以優化貧困治理績效。邢成舉認為,“扶貧軍令狀”的扶貧治理模式雖可以在短時間內體現運動式治理強大的動員能力,但也會造成因利益交換、民意替代等產生貧困治理失靈現象。其二是自下而上的視角,即從基層治理場域透視貧困治理困境。殷浩東等從項目制角度出發,發現在基層扶貧項目庫的建設中科層理性與關系理性交互作用導致了扶貧項目的變通。謝小芹通過對第一書記扶貧制度的分析,提出利用“接點治理”實現國家權力與基層社會在村莊層面的良性互動。王剛等發現地方政府對脫貧指標的“自我加碼”是地方政府的理性選擇,呈現“強監控—強激勵”情境下的脫貧錦標賽。

另一條路徑是依托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定量評估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集中討論經濟增長、收入分配、金融扶貧政策、旅游扶貧政策的減貧效應。學界對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存在觀點上的分歧。一種觀點認為,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減貧效應,但隨著收入差距的擴大,經濟增長的邊際減貧效益遞減,并呈現“益貧困地區”大于“益貧困戶”的特征。另一觀點則指出,2002—2007年之間的經濟增長不具有窮人受益性,甚至是窮人受損的。盡管學界對經濟增長的減貧效應存在分歧,但收入差距的擴大延緩了貧困減少的進程,需完善扶貧政策以推動減貧進程是學界的共識。對于金融扶貧益貧性的評估,學界呈現兩種觀點:一方認為涉農貸款占比增加并不能提高農民收入,另一方認為金融支農政策對減貧具有巨大的直接效應,但農戶自有投資對減貧的效應不顯著。關于旅游的減貧效益研究,學界亦存在觀點爭論,“旅游發展減緩了貧困”“旅游發展加劇了貧困”“旅游發展與貧困減緩無必然聯系”三種觀點競爭共存 。

(三)教育、文化扶貧

由圖2中教育扶貧、文化扶貧等節點獨聚一類可以看出,教育扶貧和文化扶貧作為激發貧困人口內生脫貧動力、阻斷貧困代際傳遞、“扶志”與“扶智”的重要途徑,已成為學界研究的又一聚焦點。

教育扶貧作為“五個一批”精準脫貧的重要途徑被提出以后,相關研究成果大量涌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是教育扶貧的多元模式的探究,包括“雙證式”模式、“訂單式”模式、“聯動式”模式、“服務式”模式和“互聯網+ ”模式等。二是教育精準扶貧實踐現狀和治理路徑的研究。目前,中國教育精準扶貧面臨著理念的非系統性、粗放式推進等實踐困境。由于教育扶貧的長期性、效果的遲效性和價值的潛隱性等特征,一些地方政府在扶貧實踐中往往更關注產業扶貧等見效快的扶貧項目,對教育扶貧項目采取粗放式、形式化、政績化的方式。對此,應以新發展理念引領教育精準扶貧實踐,加強頂層設計,建構精準化教育扶貧機制。三是教育扶貧政策實現條件及特征研究,教育扶貧政策需充分考慮人力資本的投入、生產和使用三個環節,提高貧困群體教育投資意愿、重建利于貧困學生發展的學校教育制度、消弭勞動力市場分割,最終提高教育扶貧政策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特征方面,十八大以來,教育扶貧政策逐漸形成完整系統的政策體系,呈現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更明確、在抬高民生底線中的作用更重要、形成社會合力共同扶貧等特征。

文化扶貧研究主要集中在貧困地區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結構改革研究、文化精準扶貧研究和貧困文化研究三個領域 。一是公共文化服務供給結構改革研究。邊曉紅等從“自組織”和“他組織”的角度探究貧困地區文化建設能力的現狀,提出應將文化扶貧中自上而下的“他組織”與農村居民文化自下而上的“自組織”相結合,文化扶貧與經濟、教育扶貧相結合以及精準扶貧與機制創新相結合。二是文化精準扶貧識別、實踐困境及發展路徑的研究。在文化扶貧的精準識別方面,曲蘊等強調對貧困地區和貧困人口的文化貧困程度進行全面評估,選擇文化基礎較好的貧困地區以及擁有一定文化知識且期望通過文化技能的掌握實現脫貧的貧困人口作為文化扶貧對象,以試點典型帶動整體。在實踐困境方面,在路徑依賴的作用下,政府仍以行政化方式組織文化供給,因此政府在文化扶貧需求精準定位、文化扶貧政策精準安排、文化脫貧成效精準保障三個維度上均存在較為嚴重的公共文化服務墮距問題,需推進公共文化服務的精細化、整體化、系統化以消除政府公共文化服務墮距。三是貧困文化的特性及對文化扶貧的啟示研究。劉易斯曾指出“貧困文化一經形成便趨向永久化”。周怡也認為貧困文化“是一種獨特生活方式,是長期生活在貧困之中的一群人的行為方式、習慣、風俗、心理定勢、生活態度和價值觀等非物質形式” 。在貧困文化對文化扶貧的啟示方面,學界形成了競爭性的觀點:一方認為應正確認識貧困文化的正功能,“破立結合”,弘揚貧困文化中有利于社會發展和人類幸福的文化特質,重視對子代貧困群體的文化扶貧;另一方認為貧困文化是造成深度貧困的根本原因之一,需消除貧困文化,實現貧困人口的思想脫貧和觀念脫貧 。

(四)產業與旅游扶貧

產業扶貧是典型的造血式扶貧。相關研究集中于模式探究、實踐困境與對策三個方面。首先應依照各地優勢,形成因地制宜的特色產業模式;依照產業扶貧組織模式,劃分為龍頭企業帶動型、合作社或大戶帶動型、電商平臺帶動型;依照產業扶貧利益聯結機制,劃分為合同方式、合作方式和資產收益方式 。在產業扶貧的項目實踐中,項目申請階段存在“精英捕獲”和“弱者吸納”現象,項目運行階段存在因逆向軟預算帶來的“政策性負擔”和項目經營的“規模化劣勢”困境 。之所以存在這樣的邏輯困境,是因為地方政府政績化、扶貧主體社會責任缺失、產業扶貧資源資本化以及“項目制”為核心的事本主義所造成的。因此,應完善產業扶貧項目申請、考核、驗收、監督體系,建立農業企業、農業協會等組織參與扶貧開發的準入機制等。此外,情報學界認為,“造血式”扶貧的興起需要競爭情報的跟進支撐,以從根本上解決“信息貧困” 。

旅游扶貧作為產業發展脫貧的重要模式之一,以其投資少、見效快以及就業門檻低、產業關聯廣等優點成為政府與學界關注的焦點。在精準扶貧方略提出之前,旅游扶貧的研究集中于各地旅游扶貧實踐模式、PPT戰略等。其中,各地旅游扶貧實踐模式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廣東立體化旅游扶貧模式、秦巴山區旅游產業開發模式等。學界集中討論PPT戰略在旅游扶貧模式的實踐可能性以及目標異化問題。精準扶貧方略提出以后,學界將注意力轉向旅游扶貧精準識別及發展路徑研究。提高旅游扶貧的精準度,首先要對旅游扶貧目標人群和旅游扶貧項目進行精準識別,可利用“意愿—能力”人群識別模型和“ RHB”框架項目識別提高旅游扶貧精準度 。通過延伸農村產業鏈,因地制宜實施精準幫扶,樹立“鄉村化、創意化、本土化、低碳化、景村一體化”發展理念,建立“政府領導、各方聯動、農戶參與”的工作協調機制等發展路徑實現鄉村旅游精準扶貧。

(五)財政金融保障

《關于打贏脫貧攻堅戰的決定》中的“強化政策保障”部分,強調要加強財政扶貧和金融扶貧力度。由圖2中金融扶貧、小額信貸、財政金融、扶貧資金和財政扶貧等關鍵詞聚成一類可見,財政、金融保障是學界的研究聚焦點。

學界對財政扶貧資金的投入、管理和效果評估展開研究。首先是財政扶貧資金的投入和管理機制研究。學界普遍認為,中國財政扶貧資金存在目標偏離和漏出現象。部分學者從宏觀角度對財政扶貧資金投入到使用的各個環節進行分析。李小云發現扶貧資金的多部門管理、分配不均衡、撥付延遲、項目與貧困戶需求脫節等現象使得扶貧目標偏離;龔曉寬等認為,主要是決策過程中的效率、資源流失,資金分配過程中的利益分割,傳遞過程中的消耗流失以及使用環節的浪費造成了財政扶貧資金的漏出現象 。另一部分學者從微觀角度分析,發現精英俘獲現象是財政扶貧資金目標偏離的關鍵原因。精英偏好、農村經濟階層分化、參與式發展悖論、項目信息的不均衡和項目的 “門檻效應”是精英俘獲的產生機制 。其次是財政扶貧資金管理的效果評估研究。高波等構建了包含經濟、社會、環境績效的財政扶貧資金績效體系。

金融發展可以通過經濟增長、收入分配和金融服務渠道減少貧困。學界對金融扶貧的困境、對策展開了探討。王鸞鳳等認為,金融扶貧的服務主體單一,金融排斥現象嚴重。農村綜合改革的不全面、農業保險的落后、信用環境較差等因素制約了農村金融扶貧的健康發展。對此,需深化農村產權改革、加大政策力度培育農業保險制度、加快建設農村信用體系。小額信貸是根據貧困戶對金融產品需求的新特征而產生的,各地小額信貸創新模式初步形成了“政、銀、企、社、民”聯合的五位一體金融扶貧模式,精準扶貧提出以后,學界開始探討精準扶貧小額信貸模式,如謝玉梅等通過對“銀保互動”和“貧戶捆綁”兩個小額信貸案例的研究,探討精準扶貧機制下小額信貸的特征與創新,發現建立精準識別機制、建立三級聯動信用評級體系、引入擔保和保險機制管理信貸風險等是精準扶貧小額信貸的未來發展方向。

四、國內扶貧研究的演化路徑

前述展現了國內扶貧研究的總體概況和熱點主題,本部分將根據突現詞檢測分析來探尋2001 —2017年國內扶貧研究趨勢的演進。陳超美認為,通過突現詞可以表現研究前沿,即正在興起的理論研究趨勢和主題內容。圖3為突現強度排名前18位的關鍵詞,粗黑線段代表突現詞的突現年段,以此顯示出特定年份的研究增長點。經綜合考慮并參考各突現詞的起止時間,本文將10余年來我國扶貧研究進程劃分為三個階段展開分析。

QQ截圖20190801101645.png

第一階段(2001 —2010年)的突現詞為扶貧資金、扶貧政策、農村貧困、農村扶貧、經濟增長、扶貧開發、旅游扶貧等,研究熱點集中于探索具有可持續性的農村扶貧開發戰略。

1世紀以來,如何縮小“以農養工”“以農養城”造成的城鄉差距和工農差距成為新世紀扶貧工作要解決的首要問題。為此,2001年《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 2010)》頒布實施,全國確定了14.8萬個貧困村,扶貧開發的瞄準單位由貧困縣轉向貧困村,實施整村推進政策。2006年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的開始、農業稅的取消,2007年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實施、農村免費義務教育的實現、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的建立,2009年新農保的實施,都在積極推動農村扶貧,可見此階段扶貧研究的對象主要鎖定在農村貧困人口。而研究視角則傾向于從宏觀層面揭示中國扶貧政策的變遷過程及規律,學界發現經濟增長帶來的減貧效應漸弱,為此致力于探索可持續性扶貧開發的模式,并對扶貧政策價值取向、新時期貧困的特征和與之對應的扶貧機制構建、村級貧困瞄準的探索等方面展開深入研究。

第二階段(2011 — 2014年)的突現詞為連片特困地區、武陵山片區、扶貧開發、財政金融等,研究熱點主要為以連片特困地區為主戰場的扶貧開發。

《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 2020年)》指出,中國面臨的扶貧工作挑戰由過去的普遍性、絕對貧困轉變為現在的以收入不平等為特點的轉型性貧困。扶貧開發主戰場開始轉向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進入了片區攻堅的新階段 。學界探究了扶貧開發與可持續性區域發展的有機結合,提出針對連片特困地區的專項扶貧和行業扶貧的發展方向,探討建立跨區域協同機制以及扶貧模式在連片特困地區的施行效果與評價等。

此階段,扶貧開發在實踐中逐漸顯露出財政扶貧項目中的精英俘獲、財政扶貧資金審計監管的“無影燈效應”等扶貧目標偏離問題,因而學界對扶貧研究已不滿足于宏觀層面的政策分析,而是著重探究政策的實施效果,以此推進扶貧政策的完善。可見,國內扶貧研究處于“問題意識的呈現”階段。

第三階段(2015— 2017年)的突現詞為多維貧困、習近平、貧困戶、精準扶貧、文化扶貧和精準脫貧等,此階段的研究熱點主要為精準扶貧的制度解析和實踐困境研究。

這一時期,中國扶貧手段為“兩輪驅動”和創新精準扶貧方式,其中,精準扶貧這一思想和方法論被放到了扶貧開發工作,乃至國家新時期發展戰略中的最核心位置,扶貧瞄準單位由貧困村轉向貧困戶。學界集中對扶貧瞄準、駐村幫扶、精準管理等展開研究,亦有從宏觀層面探討扶貧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問題。此外,學者們還關注到多元主體的扶貧參與、扶貧開發體系構建等議題,認為我國應完善了自上而下的、全國性的、多元主體的、制度化的扶貧開發大格局,提出了多元參與、多元整合模式、組織保障和激勵機制、政府主導的中國特色的整體性扶貧思路。

此階段,學界除了持續對精準扶貧的內涵、制度體系、瞄準對象、發展策略進行宏觀研究外,還對文化扶貧、產業扶貧、旅游扶貧、擔保貸款等具體領域展開探究,呈現出研究內容不斷細化和研究方法日趨多樣的態勢。另外,學界對扶貧政策與“低保”政策、社會救助等政策的銜接、整合問題展開了分析,試圖構建較為完善的扶貧政策體系;同時,學界還注意到扶貧政策的執行效果與基層扶貧組織的建設問題,貧困治理研究熱度增加。

綜上可見,該領域研究經歷了從農村扶貧開發戰略研究到集中連片開發研究再到精準扶貧與各類扶貧模式綜合研究的轉變過程,研究對象發生著從關注“貧困縣”向“貧困村”再向“貧困戶”的轉向過程。這一過程與中國扶貧政策變遷一脈相承。它意味著中國扶貧政策及其相關研究正在走向精準化與縱深化,進而實現扶貧效益的最大化。通過文獻梳理發現,中國扶貧政策變遷過程,既是中國政府在世界范圍的經濟競爭和制度競爭的壓力下逐步進行的自我改造與完善的過程,也是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貧困、扶貧及其政策發展規律的認識,努力實現全面脫貧宏偉目標的過程。

五、結論與展望

本文采用文獻計量法和可視化方法對 10余年來國內扶貧研究產出文獻進行分析,繪制了該領域研究的知識圖譜,挖掘出五大熱點主題,結合突現詞列表從時間維度將研究過程劃分為三大階段,并對熱點主題進行了質性分析,客觀呈現了扶貧研究的演化路徑。

綜上可見,當前扶貧研究成果豐碩,已初步形成中國特色扶貧研究理論體系,并初步顯現研究視角分化的態勢。但仍存在一定不足:(1)研究內容上,多集中于“問題—原因—對策”的探討以及利用經濟模型實證分析扶貧政策實施效果,扶貧案例研究相對匱乏,難以供給更具解釋力的理論成果。尤其是對于現有扶貧研究是否能夠真正回應扶貧實踐,學界仍缺乏系統的反思,“頂天立地”的學術成果尚顯不足。(2)研究方法上,扶貧研究領域的定性研究與定量研究方面存在分離現象,扶貧相關的定性研究往往缺乏數據的支持,停留在描述性的層面,而定量分析大都是運用經濟模型對貧困進行測量或對扶貧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評價,通常缺乏有力的理論支撐,質性方面的分析不足。(3)研究視角上,目前扶貧研究領域呈現多學科的特點,但多從某單一學科視角出發,仍缺乏多學科視角的融合。此外,扶貧研究領域尚未形成學術共同體研究網絡,各學術機構之間合作研究較少。

基于當前的研究不足,未來的扶貧研究需重點關注:(1)重視扶貧案例挖掘,以催生新的理論。邁克爾·希爾認為,在中國公共政策研究中,要特別注意經典案例的挖掘,才能凸顯公共政策的中國實踐,推動公共政策本土化理論和知識的積累。中國貧困問題發生機制復雜,貧困地區情況各異,貧困人口訴求不一,不同扶貧政策實施效果不盡相同,因此需要通過多案例正反、交叉研究深挖扶貧政策的內在機理,構建中國特色扶貧理論體系,以分析致貧原因、制定幫扶措施、預防返貧和測量扶貧效果等,進而增強扶貧研究對扶貧實踐的回應性,實現扶貧研究的“頂天立地”。(2)注重方法的整合。一是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加強實證分析中的理論支撐,以實證數據驗證理論框架。二是將大數據理念與扶貧開發相結合,建立區域扶貧信息數據庫,科學分析貧困人口行為方式、價值理念等,綜合判斷致貧原因。(3)構建交叉學科扶貧研究體系。充分吸納心理學、政治學、社會學、法學、文學等學科的理論與方法,展開多維度、跨學科的國內扶貧研究。如通過心理學指導和文化教育來“扶志”與“扶智”、從社會學視角透視扶貧基層組織中的“人情關系”等。此外,還應加強跨機構的學術交流與合作,避免低水平的重復研究,提升研究質量,塑造更具學術影響力的扶貧研究學術共同體和新型智庫。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預估未來扶貧研究的潛在熱點主題如下:(1)貧困治理長效機制建立的研究。現有扶貧政策是基于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部署的限時性攻堅政策,具有一定的運動式治理特征,貧困人口在現行標準下的脫貧并不意味著完全擺脫貧困,因此 2020年后的相對貧困群體的保障機制是值得學界探討的。此外,如何將限時的脫貧攻堅政策與鄉村振興、城鄉一體化等長效機制相結合,構建制度化、常規化的貧困幫扶機制也是值得討論的。(2)“扶智”“扶志”有效措施的研究。目前,中國主要采取“給予型”的扶貧資源供給方式,對于激發貧困人口內生脫貧動力的政策也初步形成,但部分貧困群體“等靠要”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貧困群體無法實現長期有效的脫貧,對此,如何綜合利用文化扶貧、教育扶貧等措施引導貧困群體增強自身脫貧動力是學界有待研究的。(3)調動社會扶貧積極性的研究。政府的扶貧資源相對于貧困群體的巨大需求仍是有限的,在這種資源需求不平衡的背景下,如何傳承“鄰里相恤、守望相助”的傳統互助思想,調動全社會參與扶貧協作,提高東西部協作參與主體的積極性,利用集體主義文化推動社會扶貧的良性發展也是學界值得探討的話題。


內容時間:2019-03-01

相關資源

下載排行

關于我們|聯系我們|版權公告|幫助中心|咨詢建議

地址:北京市西城區北三環中路甲29號院3號樓華龍大廈A/B座13層、15層 | 郵編:100029

聯系人:王老師 | 電話:400-0086-695 | E-mail:[email protected] | QQ:2475522410 | 您當前的IP是:

版權所有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京ICP備06036494號-6 京公網安備11010202008213號 新出網證(京)字094號 出版物經營許可證:新出發京批字第版0079號

青海快3官网下载